1989年11月12日，93歲的茅以升走到了生命的彌留之際。病床之上，兩鬢斑白、體力衰弱的他艱難地呼吸著，久久不愿閉上雙眼。

他強撐著身子，不為別的，只為等兒子茅于越的一封來信。早在住院之初，茅以升就給海外的兒子寫了這封信。他意識到時日無多，希望能在最后的時刻得到兒子的諒解。

可是從始至終，兒子卻從未歸來探視，沒有要見父親最后一面的意思。茅以升心心念念的回信，如石沉大海。

家人們不忍心告訴他真相。為了讓他走得安心，大家只好編造了一封茅于越的回信，并在病床邊讀給茅以升聽。

茅以升聽了這封日思夜盼的回信，這才安詳地告別了人世……

說起茅以升，人們都不陌生，他是中國的「橋梁之父」，一生致力于學橋、造橋、寫橋，著名的錢塘江大橋正是他的杰作。可是誰能想象這樣一位名聲斐然、讓人敬仰的人物，老來卻是這等落寞悲涼。

在他垂臥病榻之際，妻子早已離世多年，數名子女皆在國內，可是真正來探望他的卻寥寥無幾。他尤其身在海外的長子，可是這個最被掛念的兒子，甚至不愿給父親寫封回信。

兒女們缺席的緣故如出一轍，那就是不能原諒父親年輕時候對母親的辜負，不能原諒他過去的所作所為。最終病床前侍奉盡孝，陪伴茅以升走過最后一程的，反而是他的非婚生女茅玉麟。

老來的眾叛親離，讓茅以升悔不當初。作為兩代人悲劇的「總導演」，過去的茅以升也曾有一個完整而美好的家庭。

茅以升的發妻戴傳蕙雖然是父母為自己包辦妻子定下的，但并不影響兩人的恩愛。

戴家與茅家在鎮江都是名士之家，門當戶對，加之兩家又有親戚關系，茅以升17歲那年，就在家人的說合下，與年長自己1歲的戴傳蕙訂婚。

出身書香門第的戴傳蕙不僅有才情，而且身材高挑，氣度嫻雅，茅以升對她十分傾心。

1912年，兩人正式結婚，先婚后愛的日子，非常甜蜜，不久后戴傳蕙就為茅以升生下了長子茅于越。

1916年，茅以升在清華的留學生考試中以第一名的成績被保送赴美。在他離開的日子里，妻子成了家里的主心骨。

茅以升離開后，賢惠的戴傳蕙一面侍奉公婆，一面照顧孩子，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只為讓丈夫安心求學。

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四年后，茅以升學成歸國，有了工作，他們才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有家卻不意味著安定。由于茅以升工作性質的特殊，多年來戴傳蕙跟著他輾轉各地。僅在1921年到1935年這十四年里，全家從南到北就足足搬了八次。加之兩人先后生育了兩子四女，拖兒攜女、疲于奔波的生活更是不易，茅以升回憶：

「萬里播遷，幾無寧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其中所耗旅資，遺棄傢俱，不可勝計，而最大損失更是蕙君的健康。每到一處，都要重起爐灶，安排兒女上學，適應當地生活。所費心血可知。」

動蕩的生活中，除了長日奔波的勞苦，為丈夫的日夜擔驚，更是折損著戴傳蕙的健康。

1930年，茅以升出任江蘇水利局局長不久，當地就發生了重大水災，堤壩破裂。盡管責任不在剛剛上任的茅以升，但是茅還是引咎辭職。期間，戴傳蕙因為擔心丈夫受到處分，心急如焚，被嚇得不輕。

1933年，茅以升升任錢塘江大橋工程處處長，因為工程緊張，幾乎沒有假期回家。在那段日夜奮戰的日子里，橋梁工程不時出現險情。消息傳到家里，戴傳蕙唯恐丈夫又受到牽連，在日夜的憂慮失眠中，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癥。這個病，直到後來橋造好了才不治而愈。

可見對戴傳蕙這樣一個傳統的女人而言，丈夫就是他的天，所以她在乎丈夫在乎的一切，緊張丈夫緊張的一切。

茅以升感念妻子的情義，他從不把小家丟在一邊，每次調換工作，都要全家人跟著他走。而唯一的一次例外，卻讓他抱憾終身。

1946年，茅以升調任上海工作，這次由于種種原因，他沒能帶上家人，戴傳蕙攜兒女在南京生活，與他分居兩地。

獨居上海的那段日子，茅以升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年輕漂亮的權桂云。權桂云是貧困家庭出身的女子，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性格溫順，外表秀美，操一口吳儂軟語。

茅以升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就對其很有好感。而權桂云在幾次的相處中，也喜歡上了茅以升。她覺得茅以升待人和善，性格體貼，還會講故事，非常幽默。

盡管這一年茅以升已經50歲，他還是老房子著火般不可自拔地愛上了這個小了自己20多歲的姑娘。

盡管很多時刻，他也對妻兒心生愧疚，可是情感最終還是戰勝了理智。不久后，兩人選擇同居，權桂云成了茅以升的「外室」，并為他生下了女兒茅玉麟。不過即便如此，權桂云始終安于現狀，從不提過分的要求，這讓茅以升感激不已，更加愛她。

茅以升在這段全新的感情中沉醉不已，但并沒有因此拋棄自己的舊家庭。他對妻兒的呵護，始終如初，以至于多年來，戴傳蕙都堅信丈夫為人正直，對自己從無二心。

發妻深愛自己，外室又甘愿忍辱負重，日子久了，茅以升認為，只要自己不說，就能永遠維持著兩個家庭的平衡。

直到1950年，全國掀起的「忠誠老實運動」把他逼上了絕境。當時的社會環境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將自己的隱私全部講出來，這給茅以升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思想負擔。

他曾問權桂云是否愿意離開自己，權桂云當時年僅25歲，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她卻死心塌地跟定了茅以升。

茅以升心中其實也不愿權桂云離他而去，可是他知道一旦不在兩個女人中間做出選擇，遲早會兩敗俱傷。事實確也如此。

過去由于戴傳蕙過去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茅以升擔心她再受到刺激，一直隱瞞著自己置下外室之事。可是隨著他在單位作出交代，茅以升知道在家里已然無可隱瞞。他只好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向妻子吐露這樁隱蔽的情事。

一天，茅以升同妻子閑談，說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報紙上刊登廣告公開披露自己被遺棄的事情。妻子評論說，那位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緊，逼她丈夫同外室斷絕關系，丈夫沒有辦法，只好遺棄這位外室，外室才用登報的方式報復。

戴傳蕙的話給茅以升帶來一點信心，他認為妻子還是很大度的，此時若能順水推舟，承認外室的事情可能會被妻子理解。于是，茅以升將他同權桂云從結識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個女兒等事情都和盤托出。

茅以升料到，這一坦白一定會使妻子難過，不過他沒想到妻子的反應竟如此強烈。「戴傳蕙聽完后臉色大變，一言不發。」

茅以升從此陷入了一種焦慮、痛苦而被動的家庭生活。他一方面對親友妻子寫下檢討書，一封又一封，乞求原諒，一方面又不忍真正舍棄上海的權桂云，反復在兩個女人之間游離。

人到中年遭受丈夫背叛的戴傳蕙則是從此心灰意冷。茅以升的外孫女徐依協回憶說：「外婆總是眉頭緊鎖，心事重重，好像沒有高興過。」

1967年，飽受婚姻打擊的戴傳蕙抑郁離世。孩子們因此對父親和權桂云一直耿耿于懷，特別是長子茅于越。

他從小由母親一手帶大，同母親的感情也最為深厚。茅于越因為工作原因，常年在國外定居生活，加上母親這層緣故，與父親十分疏離。

1972年，他帶著妻女歸國探親。此時權桂云與女兒已經搬來同茅以升住在一起。對此，茅于越表示，只要權桂云在，他們就不進茅以升的家。權桂云為了不讓茅以升為難，決定搬回蘇州老家暫住。

茅以升興奮地轉告兒子，跟他說可以回家住了。茅于越回來那天，全家出動去機場迎接。誰知茅于越到了北京后仍舊表示要住到賓館，連家門也不肯進。親友們只好天天往賓館跑，連年近八旬的老父親也不例外，好不辛苦。

親戚出面勸說茅于越夫婦，表示可以理解他們對待母親的感情，可是現在父親的年齡大了，需要人照顧是既成事實，應該接受。茅于越卻堅決反對權桂云進入茅家。父子倆為此鬧得很僵，茅以升曾對茅于越說：「你怎樣才能接受呢？是不是要我給你下跪？」

父子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這讓權桂云無所適從。對權桂云來說，這是她20年來第一次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盡管在茅以升子女的眼中，權桂云確實是個好人，她脾氣溫和，為人低調，對父親也是不吝付出。可是另一方面，子女們也認為她和父親一手造成了母親的痛苦和早逝，這一點難以原諒。

權桂云知道茅以升的子女難以接受她，為了得到認可，她盡其所能地幫助茅以升料理家務，照料他的衣食住行。六十年代，茅以升的子女下放干校，孩子們留在北京，也是她在精心照看。

可是即便如此，茅以升的子女依舊不認可她是這個家庭的女主人，特別是茅于越，他對權桂云始終有著難以釋懷的怨恨。

在這種怨恨的籠罩下，1975年，住進茅家不到十載的權桂云郁郁而終。她的死對茅以升打擊很大，他覺得自己辜負了這個跟了他20年卻受盡委屈的女人。

權桂云死后，茅以升的生活寂寞而悲苦。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他的身體逐漸衰弱，不僅視力嚴重衰退，還飽受胃病的折磨。晚年他與發妻的六個子女始終與他保持距離。

1987年，91歲的茅以升突然高燒住院，卻只有小女兒茅玉麟在他身邊照顧。晚年的茅以升對這個最小的女兒一直放心不下。

茅玉麟只有國中學歷，畢業后就在工廠工作，婚姻生活也遇到挫折，茅以升認為長兄如父，茅于越應當也多多關照這個妹妹。

1979年，茅以升借去歐洲訪問的機會，去了茅于越在瑞士的家。茅以升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兒子，不曾想茅于越聽了非常生氣。不僅一口回絕了父親的要求，并從此再也不理父親了。

可是茅以升仍舊對這個兒子念念不忘。據親友回憶，在他病重住院時，他滿心以為兒子會原諒他，會給他寫信，但是兒子卻一直沒有來信。最后還是在家人善意的謊言中，茅以升才圓了彌留之際的愿望。這樣寥落的結局實在令人唏噓。

也許維持一段婚姻，就好比建設維護一座橋梁吧。那些能夠屹立百年、甚至千年不倒的橋梁，不一定在形式上美輪美奐，但一定在內核上被精準約束，比如技術，用料，施工。

婚姻亦是同理，能夠持久的婚姻不一定激情熱烈，但是雙方一定都在道德和責任線上精準約束了自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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