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雄心壯志。從來不想名留青史。」

這就是錢瑗。世紀文豪「錢鍾書與楊絳之女」的名聲從未帶給她與之相匹配的關注，緣由有二：一則二老慎獨，不以自己的盛名銹蝕錢瑗；二則錢瑗清醒，不以父母的盛名抬高自己。

錢瑗畢生所做，只是以自己喜歡的方式，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清楚地知道父母的成就是父母的，與她無關。

1937年5月，錢瑗生于英國牛津。

早在錢瑗出生前，楊絳就曾甜蜜地問過丈夫，想要兒子還是女兒。錢鍾書說：「我想要一個像你一樣的女兒。」

所以錢瑗的到來，讓錢鍾書得償所愿，歡喜不已。

小時候的錢瑗生得白白胖胖，十分可愛，錢鍾書就為她起了一個同樣可愛的小名「圓圓」。

在圓圓出生后，楊絳曾問錢鍾書還想不想再要一個孩子，錢鍾書堅定地說：「不要了，我不想把自己的愛分割給第二個孩子，我要全部留給她。」

父親學貫中西，母親才華橫溢，生在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錢瑗，何其幸運。許是基因里繼承了父母的天分，錢瑗從小就比同齡的孩子要聰明靈動。

她像父親錢鍾書一樣，酷愛讀書，小小年紀就已經能讀懂《西游記》《水滸傳》。

11歲那年，錢瑗隨父母回到無錫的老家。當其他孩子還在院子里吵著嚷著，追逐打鬧時，她躲進書房一個人讀起了文言小說。祖父見了，甚為吃驚，對她大加贊賞：「吾家讀書種子，唯健汝一人耳。」

受父母不同性格的影響，錢瑗與他們的相處很是不同。

在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里，錢瑗總會乖巧地坐在母親楊絳的身邊，不管借書還是閱讀，都是安安靜靜的，她還會體貼地幫母親把書中疊著的紙張裁開。

可是一回到家里，錢瑗就會和自己童心未泯的父親打鬧在一起。她戲稱父親是自己的「哥們」，錢鍾書就在她的臉上畫胡子，還給愛女取綽號，逗得錢瑗追著他鬧，也惹得楊絳捧腹大笑。

到了晚上，一家三口就并坐在書桌前，一盞燈對著三摞書，滿屋都是愛。

天生聰慧，加之父母引導，讀書后的錢瑗，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1955年，18歲的錢瑗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也是在這所學校，錢瑗遇見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

王德一是錢瑗在北師大的同屆校友。當時錢瑗學的是俄語，王德一主修歷史，兩人都是品學兼優的「尖子生」。

他們相識于北師大的「美工隊」，常常一起負責活動板報的制作。多才多藝的兩人一個做編輯，一個搞美術，日子久了，情愫暗生。

1967年12月，錢瑗與王德一在多年的相知相戀后，終于結為夫婦。

錢鍾書和楊絳都對這個女婿非常滿意，他們認為王德一性情忠厚，為人正直，值得托付。事實確也如此，錢瑗與王德一婚后，兩人夫妻恩愛，十分幸福。

遺憾的是，1970年，王德一在時代的逆流之中選擇了自盡。這時距離他和錢瑗結婚不到三年，兩人也尚未留下一兒半女。

王德一之死，對錢瑗打擊很大。她失落地搬出北師大歷史系的集體宿舍，回了娘家和父母住在一起。

楊絳見女兒從此日漸消沉，心中痛楚。自己護得了她一時，到底護不了她一世，于是她開始張羅著給錢瑗找個能陪伴她度過后半生的對象。

這個人，便是錢瑗後來的第二任丈夫楊偉成。

楊偉成是個建筑工程師，也是名門之后，兩家人門當戶對。

只是1974年，當錢瑗再嫁楊偉成的時候，對方已經育有一兒一女，大兒子甚至都18歲了，不過錢瑗還是用自己的愛心贏得了兩個孩子的愛。

在繼子和繼女的回憶里，錢瑗的一舉一動都不像他們的「繼母」，更像是一個「大朋友」。兩個孩子英文不好，作為老師的錢瑗常常耐心給他們補習。

每到周末下班的時候，錢瑗都會轉好幾趟公交車去給他們買好吃的，除了涼面、上好牛肉、大塊羊肉串、牛肉餡餅等傳統小吃外，在國外生活學習過的錢瑗還會專門為他們去買那時候很稀罕的西式點心。

為了不跟子女們產生代溝，每當沒時間看電視時，錢瑗就會提前看好電視報，然后「一本正經」地與子女們討論電視劇情節。

錢瑗對繼子和繼女視如己出，在二十多年時光里，與他們親如一家。也是為了照顧他們的感受，錢瑗終生都沒有選擇生育。

錢瑗沒有自己的孩子，不過她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自己熱愛的教育事業。

錢鍾書曾說女兒：「愛教書，像爺爺；剛正，像外公。」

這也是錢瑗最為可貴的品質。作為名門之后的她，長大后一直勤懇務實，淡泊名利。

錢瑗繼承了家族里教書的基因，一心撲在教育上，鉆研學問。從1966年從事英語教學開始，到1978年被公派至英國進修，及至1986年晉升教授，1933年受聘外語系英語語言文學博士生導師。這份輝煌的履歷，都是用錢瑗的心血一點一滴換來的。

與此同時，錢瑗的那些頭銜和職務，也讓她忙得像陀螺一樣。她是一個固執的人，交到她手上的事情，都要事無巨細地做。

比如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審工作，錢瑗身為外語學科評審組組長，工作量之大難以想象，但她還是事無巨細去做。有一次有篇外省寄來的論文，錢瑗覺得在哪讀過，就根據記憶花了很大功夫終于找到了原書出處，證明這篇論文確實并非原創。

同窗章廷樺不由得感嘆她「辦事認真得令人吃驚」。而這份超負荷的工作也慢慢蠶食著錢瑗的健康，讓本就體弱的她病倒在了58歲那年。

那是1995年春夏，錢瑗開始咳嗽，咳得非常厲害，時而還會劇烈腰疼。可那時她是北師大的博士生導師，又在北大、北外兼課，還有眾多社會工作要忙。為了節省時間，錢瑗沒有去大醫院認真檢查，只是到校醫院開了些藥。

錢瑗忍著病痛繼續工作，她甚至還帶病去成都參加了當年全國高校外國語教材編審委員會的會議。可回來沒多久，她的腰疾就發作了，已經嚴重到起不來床，她意識到身體出了問題。

認識她的人都說，錢瑗的病是累出來的，因為她對工作太盡責。那時錢瑗家里住得離學校很遠，為了躲避每天的高峰堵車，她不得不每日早出晚歸，回家后不是電話問答，便是備課到深夜。熬夜后的清晨，她匆忙到穿著不成雙的鞋子出門趕路，到了學校才發覺。

同事勸她工作應當松弛有度，她只是笑稱自己已「騎在了虎背上」……

1996年1月，錢瑗已經腰疼得起不來床，但是她不敢告訴已經80多歲的母親。後來，錢瑗在學校的幫助下，才被送到了醫院。只是這一走，再沒能回來。

她先是被查出骨結核，脊椎三節病變，后又被確診為肺癌晚期，直接被安排住進了醫院。就在這前一年，錢鍾書已經因病住院。

想到母親照顧父親已經精疲力竭，錢瑗不忍將自己患病的消息相告。她只說自己患的是骨結核，積極治療一年方可出院。這也讓病榻之上的錢鍾書松了口氣，說這是壞事變好事，女兒這下就能卸下工作的重擔了。

因為癌細胞擴散太快，錢瑗不得不接受最痛苦的化療。可是治療的效果卻微乎其微，她的頭髮掉光了，身體也越發衰弱。

她只能平躺在病床上，每晚與母親通電話報平安。她從不說病情，即便因為肺功能衰弱長期吸氧，因為躺得太久背上生滿褥瘡，都只字不提，也不讓母親探望，她怕母親看到自己憔悴的樣子。

病床上，她心系工作，不僅定期給碩博士生提供指導，為課題研究撰寫提綱，還特地為教育雜志寫稿。大家勸她多休息，她說：「這是還文債。答應很久的事了，欠債總是不好的。」

她還央求母親把一直想寫的《我們仨》讓給她，她平躺在床上，架著一塊寫字板，仰臥著寫。第一篇寫的便是《爸爸逗我玩》，字里行間，滿是對一家人溫馨生活的追溯。

12篇回憶錄寫到第5篇的時候，錢瑗已經病得拿不起筆了。她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在電話里，她愧疚又抱歉地對母親說：「娘，你從前有個女兒，現在她沒用了。」

1996年11月，醫院發出病危通知，女婿不得已將錢瑗的真實病情告訴了楊絳。

1997年3月3日，錢瑗提出想見母親，彼時已經白發蒼蒼卻又堅韌如初的母親在離開前對她說：「安心睡覺，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

第二天下午，安睡中的錢瑗，停止了心跳。

錢瑗去世，白發人送黑發人，楊絳心中的悲痛難以言喻。但是她還是強壓下這滿腔的悲慟，不敢透露給病中的錢鍾書。可是一個月，兩個月……四個月過去了，遲遲等不到女兒一個電話一封信的錢鍾書到底還是知道了。

也許他早已知曉，只是遲遲不愿接受這個事實而已。在錢瑗去世的一年后，無法接受女兒離去的錢鍾書也病情加重過世了。

先后痛失生命中的兩個至親，楊絳成了孤家寡人，卻不得不繼續接下來的使命，那就是留下來為一家人「打掃現場」。

錢鍾書去世后，楊絳開始整理丈夫生前的遺稿，續寫自己的小說《洗澡》，以及女兒過世之前只寫了5篇尚未完成的《我們仨》。

她說：「我要寫一個女兒，叫她陪著我。」于是，那個看不見摸不到的圓圓，在《我們仨》中再次變得有血有肉。

斯人已去，但是錢瑗其實并未被遺忘。

錢瑗生前熱愛教書，關心學生。楊絳曾講：「早年的學生她看作朋友，因為年齡差距不大。年輕的學生她當作兒女般關愛。有個淘氣學生說：‘假如我媽能像錢瑗老師這樣，我就服她了。’」

因為這份春風化雨的關懷，兢兢業業的工作姿態，錢瑗過世之后其實一直在被懷念。

錢瑗的一名學生為了紀念她，為母校北師大捐獻了一百萬港幣，建立「錢瑗教育基金」，專門獎勵優秀教師；另一名在《香港文學》任主編的學生，專門刊出了紀念錢瑗的特輯；錢瑗的同學、同事、朋友紛紛寫下文章，被出版社搜索整理成《我們的錢瑗》一書。

書中的許多事情連楊絳也不知道，唯獨女兒曾經說過的「人其實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中」，仿佛依舊清晰地回蕩在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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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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