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夏日午后，連街上的灑水機都在播放著「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那歌詞是胡適寫的早期白話詩《蘭花草》（原名《希望》)。而他這一生，也真是拈了蘭花又惹蘭草，滿庭芳。

自從「五四」以來，思想文化領域里沐浴了一陣歐風美雨，諸多傳統陋習——被打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式婚姻也被痛打得落花流水。你看，沉穩如魯迅，把朱安當成「母親送給我的一個禮物」，束之高閣，敬如陌路。澎湃如郭沫若，在花燭夜揭開新娘紅頭蓋，驚呼：「母猴！」然后落荒而逃。更不要說，浪漫如徐志摩，為了先后追求林徽因與陸小曼，把張幼儀當作絆腳石而無情踢開。

其實，那些被棄的女人，個個出身閨秀，溫淑賢良。當男人們在外面世界尋找自由與愛情，她們卻在家恪守婦道、伺候公婆，隱忍空房、孤燈一生。她們不幸地成了一個時代的犧牲品。

只有胡適，與江冬秀奉命成婚，看似廝守終生，有了「小腳太太、留美博士」的笑談。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干將，胡適為什麼安心成全了一樁舊式婚姻?

胡適早年失怙，母親的撫養對其一生影響至深。胡適13歲時，聽由母命，與安徽江村江冬秀訂婚。胡適說過：「我母親不識字，但她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胡適對這樁舊式婚姻的安命，確有出自孝心以及一份對母親這一類無才有德婦女的寬容。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那些「愛情騎士」，為了自己的幸福，而犧牲了發妻的終身幸福，并且無一不表現出對原配的嫌惡。他們的愛情何其羅曼蒂克，但他們的做法何其不平等。他們忽略并封鎖了一個女人的生命尊嚴與情愛尊嚴。寧愿說，胡適的婚姻，包含著他對待婦女上的平等觀。胡適在性格上，溫和中庸。紳士文明，是他的人格追求。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說：

適之先生是位發乎情、止乎禮的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出什麼‘大膽作風’。」「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胡適結婚前夕寫的詩句中，是紳士的隱忍與微笑，自嘲繼而超脫。

胡適有他的處世哲學。他不像徐志摩一類人，一生為愛而活。他的人生，志存高遠，在于仕途經濟，經邦治國。愛情是他的調味部分。他在婚姻上，大致也與他的政治主張一樣，要的是理性與秩序。留美期間，甚至寫過一篇維護傳統婚姻制度的文章。他二元論地看到了自由戀愛飚風下隱藏的實驗危機。

對江冬秀，胡適也曾懷著「點滴改良」的愿望。在他寫給江冬秀的信中，他鼓勵她識字、讀書，并想象了婚后夫妻在思想上唱和的閨趣：「我當授君讀，君為我具酒。」1917年，胡適回國，12月，他帶著一顆「撲通撲通好奇的心」，與江冬秀結婚。婚后燕爾，一年未到，長子祖望誕生。

唐德剛說：胡適是中國社會三從四德的婚姻制度里最后一個福人。許多男人都替胡適扼腕嘆息，喟嘆他一世才俊，卻配得一個沒有文化、鄉野粗鄙的小腳女人。真是鮮花插在牛糞上的顛倒版。

然而胡適的婚姻，并非只有一雙小腳、一個鄉婦。胡適并沒有完全安心覆盆于一樁老式婚姻。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胡適自有一套婚姻哲學：「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于家庭，猶可得之于友朋！」看看美國情人威廉司，看看中國小情人曹誠英。看看他任駐美大使期間的杜威夫人羅慰慈，看看他的美國二房東哈德門太太！

盡管江冬秀一生沒搖撼過她的夫人身份，但她也是婚姻之重的不堪承受者。而作為男人的胡適，他并非是「小腳太太、留美博士」美談里的圣人，他也是個在社會領域里愛惜自己羽毛、理性做事的大思想家，在私人領域里彩旗飄飄、紅旗不倒的偷腥丈夫。男人，本性?